作者：默思編輯部 發布：2026-09-18
微軟AI執行長Mustafa Suleyman於2026年9月發表一篇論述文章，公開批評Anthropic將「AI是否可能具備某種形式意識」的揣測，正式納入Claude模型憲法（constitution）文件當中的做法，認為這種論證方式在邏輯結構上構成循環論證，可能對大眾理解AI系統的本質造成誤導。
Anthropic過去在其模型憲法與相關公開文件中，曾表達對「Claude是否可能具備某種道德地位或意識形式」保持開放態度，不完全排除這種可能性。Suleyman的批評核心在於：即使原意是保持科學上的不確定性與謙遜，但當這種「不排除」的立場被正式寫入具有規範性質的憲法文件時，某種程度上已經預設了一個需要被認真對待的前提，這種預設本身就可能導致外界誤以為AI意識已經是具備一定實證基礎的議題，而非仍高度停留在哲學與科學爭論階段的開放問題。
Suleyman所稱的「循環論證」，指的是這類論述模式：先假定AI可能具備某種意識或道德地位、以此為前提設計出對應的保護措施與行為準則，接著又以「我們已經為此設計了保護措施」這個事實，反過來強化「這個議題值得被認真對待」的印象——如此循環下去，論證的起點與終點互相支撐，卻始終缺乏獨立於這個框架之外、能夠實證檢驗AI是否真正具備意識的客觀證據基礎。
這起公開交鋒某種程度上凸顯了微軟與Anthropic在AI本質論述上的根本立場差異——微軟的立場更傾向將AI系統定位為純粹的工具與技術產品，避免使用容易引發擬人化聯想的語言框架；而Anthropic則相對願意在公開論述中保留「AI可能具備某種道德地位」的開放性討論空間。這種路線分歧不只是學術辯論，也直接影響各家公司在產品設計、使用者溝通、乃至於監管遊說策略上的具體選擇。
對於關注AI倫理與公眾溝通策略的從業者而言，這起交鋒提醒了一件事：AI公司如何在正式文件與公開論述中措辭關於AI本質的討論，會直接影響社會大眾與政策制定者對AI風險與治理優先順序的認知——過度強調意識揣測的論述，可能分散大眾對更迫切、更具體的AI風險（如錯誤資訊、就業衝擊、安全漏洞）的關注，這也是為什麼即使是技術層面的哲學辯論，也會被視為具有實質政策意涵的公共議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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